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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为清廷的京师同文馆买单?

            作者:未知来源:古代诗词网时间:2015-05-09阅读:

                在花都巴黎,19岁的张德彝有幸目睹了这样一种神奇的物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间”。作为一名勤于思考的青年学子,小张在质疑其“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将其命名为“肾衣”。这样雅致的称谓,较之后世通俗的学名——避孕套,文化底蕴不可同日而语。

                有理由相信张德彝只是纸上谈兵,他不会也没有机会尝试这一新鲜洋玩意儿,在斌椿团长的严格调教和指导下,他除了认识到肾衣可以“却病”,还可避孕。年轻的学子再次开动脑筋,运用儒家思想进行抨击:“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

                斩嗣者,断子绝孙也!正是因为自觉维护纲常,凡事认真钻研,张德彝以后仕途坦荡,不仅被清政府先后派驻英、比、意任公使,还一度成为“帝师”——光绪皇帝的英语老师。

                对一个来自“大城市”铁岭的贫寒旗人子弟来说,这样的修为,足以光宗耀祖,他最应该感恩的,当是一个人和一所学校。没有这个人,他不会走上外交之路;没有这所学校,一切都无从谈起。

                这个人,便是斌椿使团的推手赫德先生;这所学校,便是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京师同文馆。


            同文馆课堂一瞥
                赫德与同文馆的关系,不是一天两天,几乎可以说是一辈子。

                一个洋人,肩负着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重担,却与一所学校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还是在咸丰十年签订北京条约时,由于缺乏合格的翻译,只得依靠外国人来充当,以致奕訢被洋翻译忽悠,在中法条约中搀入了不少关于传教士特权的内容,“这使大清帝国处于屈辱的处境”。

                吃了这样的大亏,恭亲王及其僚属便在1861年1月提议设立总理衙门的奏折里,建议“设立外文学馆,培养熟谙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依照俄罗斯文馆的先例,从八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慧,年龄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入馆学习”。清廷很快就予以批准,英国公使馆参赞威妥玛推荐传教士包尔腾担任教习。1862年7月11日,“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张,15岁的张德彝,成为同文馆首届10名英文生中的一员。次年,法文馆和俄文馆同时开学,又各派十名八旗子弟入学。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原蒙古族大臣赛尚阿的府第内,正院为衙门大堂,东院即为同文馆。这样的格局,注定了同文馆从老师到学生都备受荣宠,按规定:洋人教习领取高额俸银,学生根据成绩的不同,每月酌给膏火银3两至15两不等。所谓“膏火”,是书院时代的名称,意为灯油费,就是每月发给几两银子,作为奖学津贴,以此鼓励“西学”。

                彼时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约合现今人民币300元左右。这大笔白花花的银两,都由总理衙门从船钞收入中提取三成支出,换句话说,统统是海关买单。

                1861年夏天,赫德第一次到北京时,就从恭亲王那里听说了这所新诞生的学校,并马上被它潜在的能力所打动。不过那时的赫德只是代理总税务司,而学校尚未开学,且海关事务十分繁忙,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发挥积极作用。

                转眼就到了次年秋天,赫德第二次到北京时听说同文馆开学了,他的兴趣也就更大了。“他不须别人提醒,便意识到,如果引导有方,这所学校不仅可以在促进中国和外界的友好关系的发展方面,也可以在同样重要的方面——中国本身的内部发展,起积极的作用”,但是海关事务仍然占用了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直到1865年8月,恭亲王奕訢召赫德进京并在京定居,“从那时候起,赫德才能够,也的确热情地投身于支持和发展这所新生学校的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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