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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州暴亡

            作者:nacher来源:古代诗词网时间:2013-12-17阅读:

              生老病死,乃人生不可避免之事,而死亡却是人生的终点。吴三桂作为一个人,终不免一死,这是毫无疑问的。人之死,有各种各样的死,有的死得壮烈,有的死得悲惨,有的死得安详而幸福,等等。以其死所,有的死于疆场,有的死于病榻之上,有的死于江河湖海之中,有的死于意想不到之处。以其死因,又有千差万别,不一而足。关于三桂的死,前文仅提及一句,这里还得从头说起。
              
              吴三桂的一生,的确是轰轰烈烈,非同凡响。遥想当年,他意气风发,英武俊逸,驰骋于塞外辽西大地,为明朝冲锋陷阵,毫无惧色;引清兵进关,南北纵横,势无阻挡,伴随着马蹄的奔驰声,他飞速地走向人臣的权位的顶峰!他光芒四射,灿烂辉煌,像一颗耀眼的明星,为时人所企望!他的一生,竟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军事战场是他人生活动的舞台。他扮演的是同时代人不能替代的角色,这使他一生的经历,充满了惊险传奇甚至多少有点浪漫的色彩。可是,到他死亡来临时,与其绘声绘色、威武壮烈的一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死得很凄惨,是在心非所愿,异常愁苦中死去的,或者说,是怀着满腔悔恨离开人世的……
              
              吴三桂即帝位后,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希望与信心。军事形势无可挽回的恶化,政治上的动荡,人心渐变,使他失望的情绪与日俱增。起兵初期,曾一度展现在他面前的光辉灿烂的前程,此时已变得黯淡无光,希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遥远、更渺茫了。因为他已看到各路清军正呐喊着向他逼近,在衡州的北面、东面、南面,远则数百里,近则百余里,已布满了清军,他感到他的皇帝宝座正在激烈地震荡,摇摇欲坠!他试图挣扎,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同命运抗争,来挽救自己的厄运。然而,他的一切努力,都证明徒劳无益。他已经心力交瘁,夜不能安眠,经常处于惶惶然状态。他所拥有的美衣美食美女,已无法引起他丝毫的欢颜,愁苦、悲哀,就像魔影一样时刻伴随着他。
              
              尽管如此,他不愿向厄运屈服,他还要顽强地活着,要战斗下去。就在他去世的前两个月,即康熙十七年六月初,他在衡州亲自点将马宝,并授计率数万人马南下,攻击有战略意义的兵家必争之地永兴,两战两胜,大创清军,一战击毙都统宜里布、护军统领哈克三,夺据清兵河外营地(永兴依耒水而立,此水上接衡州,下通郴州,由旱路接宜章);一战大败前锋统领硕岱、副都统托岱、宜思孝所率援军,营垒被冲垮,河南岸失陷,清军被迫退回郴州。这次军事打击,给清军直至圣祖以很大的震动。圣祖说:“近来行兵,致有大臣阵亡,闻之不胜伤悼。”《清圣祖实录》,卷75,4页。马宝并全力继续攻永兴,直接危及郴州,顿时打乱了清军的部署,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搞得圣祖与前线的将帅穆占、简亲王喇布等手忙脚乱,急忙重新调整兵力,加强对茶陵、攸县、安仁各处的防守,担心遭到袭击。如失去这已得的十余个县,就会前功尽弃,江西就会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形势可能将出现大反复,后果不堪设想。清兵总算暂时顶住了马宝的进攻。马宝强悍无比,必欲攻下永兴。眼看就要攻下,三桂却死了,马宝被迫放弃进攻,悄悄回军,此是后话。
              
              三桂死前,还亲自部署了对广东、广西的大规模进攻。他派出胡国柱、夏国相率数万人马,突入两广,几度得手,尤其是在广西取得了更大的进展,除了梧州,几乎都被吴军夺回!功业未竟之时,三桂死了,遂使这一进攻停顿下来。
              
              三桂在南线取得进展,而北部岳州岌岌可危。岳州是湖南的屏障,倘屏障一倒,湖南门户洞开,清兵渡江,局面将不可收拾。因此,三桂一时南喜北忧,而最关键的是岳州的得失。他已开辟了两广战场,又南下永兴,已感无力北上援岳。他只好听天由命,一切由他的侄儿吴应期主持了。他时时注视着岳州,心中隐忧不散,南面战场的胜利,使他稍得一点安慰,但高兴不起来。很快,吴军在广东的进攻又被顶了回来;在永兴,久攻不下,他所得到的一点安慰于瞬息间消失了!
              
              更糟的是,人心、军心正在变化,他的部属一批又一批地背叛了他,投向了他的敌人的阵营。当初,他的人马雄壮、所到之处,谁不举手以迎王师!而眼前,他的人却悄悄地离他而去;过去,钱粮盈库,他挥金如土养士,如今,师老粮匮,府库空虚,度日维艰。种种烦恼困扰着他,这时才真正感到“力实难支”,每每自言自语,哀叹:“何苦!何苦!”《平滇始末》,6页。在兵败力竭之际,他的这番自叹,或许透露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了吧?他总结自己的一生,南征北战,在人生名利场上不停地追逐,落得这个结局,他怎能不自悟,略示自己的忏悔呢!为时太晚了,时间对他来说,已经不多了。大江东去,一去而不可复返,一切都无可挽回了。耿精忠、孙延龄、王辅臣一批首要人物,都相继倒下了,剩他这一棵孤树,也独立难支。他正受到数十万清军日益逼近的大包围。在地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死去。他明白,处在他这个地位,绝不能投降,即使投降,朝廷也绝不会饶恕他。只有一条路,等待死亡!
              
              六月,吴三桂又受到一次精神打击:他的妻子、皇后张氏病死了。《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32页。又《庭闻录》,卷5记张氏死于9月,误。张氏虽无姿色,毕竟是结发妻子,故位至皇后。张氏之死,给他带来无限的哀伤,是不言而喻的。他又陷入孤独的愁思之中。他郁郁寡欢,情志不舒,面容日见憔悴……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吴三桂突然得了“中风噎嗝”的病症。(蒋氏)《东华录》,卷11,183页。这是中医学的病症名。按中医解释,中风是指突然昏倒,口眼歪斜,言语困难或半身不遂等症状。即使不昏倒,也会出现上述等病症。中风还指外感风邪,也会出现口眼歪斜等症状。“噎嗝”又是一种病,按中医临床解释,它的病症是,“噎”为吞咽梗塞,水饮不下,食物难入。“嗝”指食管狭窄,食下抵拒作痛,或格拒难下。二者合称“噎嗝”。现代医学知识告诉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得了这种病是很麻烦的。在当时医疗条件下,难以
              
              治愈。得这种病,大抵与情志不舒有关。中风多由肝阴不足、肝阳偏亢、肝风内动,或暴怒伤肝,或嗜食油腻,痰热内壅、阳盛化风,或气血亏损、虚风内动所致。“噎嗝”多由气血大损、津液枯涸、气机郁结、痰淤凝阻而成。关于对“中风噎嗝”的病理分析和解释,从《辞海》的释文。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显然,这两种病症,都是由于心情不舒,焦虑过重,心力交瘁,气血亏空,肝火过盛,而成为诱发此病的内因。
              
              在中国古代,早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吴三桂久居南方,经受住了酷热与潮湿的气候,能活到六十七岁这个年龄,也算高寿了。这还是靠了他的良好的身体素质。他从少年就习武,学军事,身体素质原来就是极好的。以后虽然长期奔波,吃了不少辛苦,经历了不少磨难,但也锻炼了身体能适应各种生活环境,加之饮食一向不错,到了云南,又过了一段安逸舒适的生活,身体得到了很好的保养。因此,他没有得上老年人的常见病,却突然患“中风噎嗝”之症。这种病,在其他年龄段的人都有可能得上。不过,因为年老关系,又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生活条件下,像吴三桂已属高龄的人,恐怕得这种病更容易些吧!
              
              吴三桂为皇帝,自然会得到当时条件所能允许的最好的治疗。虽说未见大好,却也维持下去,未见恶化。不幸的是,有一天,忽然有条狗窜到他的几案上,安详地端坐着。(蒋氏)《东华录》,卷11,183页。三桂先是吓了一跳,马上意识到狗坐几案是不祥之兆。他很迷信,又经狗惊吓,精神一下子垮了下来,病情迅速恶化,口不能张。说明他初得此病时,口尚能开合,而此时却不能张口。接着,他又添了“下痢”的病症,中医称痢疾,泄泻不止。请郎中百般调治,终不见效。三桂知道自己不行了,授意他的心腹大臣,速命他的孙子吴世璠(即吴应熊的儿子)来衡州,托付后事。
              
              除此遗命,吴三桂对未来之事大概没有留下什么要紧的话,这在他死后诸将讨论大计时,各持一说,已见三桂死前未予指示今后的出路。看来,他不想说出他不愿说的话,一切听天由命,听凭他们主持吧。他自知是将死之人,心灰意冷,还能给他们留下什么话呢?或许口不能张,说不了话?或许他想到孙子从云南来衡州时一并说?反正,他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是可以肯定的。
              
              信使从衡州到云南,再从云南携世璠回到衡州,路途何其遥远!三桂的病继续恶化,还未等到世璠来到,便于八月十八日病逝了,享年六十七岁。参见《清圣祖实录》,卷76,15页;《庭闻录》,卷5,14页;《逆臣传·吴三桂传》,卷2,《平吴录》。关于三桂死的时间,《清圣祖实录》、《东华录》等记为八月十七日,与各书所记差误一天。据《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32页载:穆占于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题报三桂死于八月十七日,系来之传闻。至八月三十日,他亲自审问被俘吴将,始知三桂死于十八日,而《实录》不慎,误将穆占前一题本报的时间写入《实录》。这年正是康熙十七年、周五年。三桂带着他的遗恨离开了人世。他的轰轰烈烈的一生,在凄凄惨惨中结束了。至此,作为他个人的历史已经完结。他没有留给子孙和臣属们丰厚的遗产,而是一个烂摊子,亟待收拾的残局,并且把必不可免的灭族之祸转嫁给了他们!
              
              三桂的死,不用说,对他的子孙和臣属们是很不利的。今后向何处去,作何打算?他们中无论哪个人都不能作出决定。况且还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将领仍在前方指挥作战,必须让他们参与大事。留在衡州的将领密议,派专使紧急把在前方的核心人物都召集到衡州后,再定大计。为防止因三桂死而导致军心涣散和动摇,更防备不测事件发生,他们下令,将衡州城门关闭,禁出入,也不发丧,把三桂的死暂时隐瞒起来。为遮人耳目,每天令仆从照旧给三桂进奉衣食,如平时一样,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被蒙在鼓里的衡州军民,只觉得关闭城门太突然,也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都没想到三桂已经死了。当然,清朝方面更无从知道了。
              
              过了四天,正在永兴等处的胡国柱、马宝等接到密令,率部疾速回衡州。吴国贵也差不多同时赶到。待核心人物到齐,城门才开,照常通行旅。守永兴的清将领报告:从八月二日到二十日,马宝等部逼永兴,满汉官兵日夜坚守,屡退吴军。二十一日夜,忽见马宝等所有吴军焚毁营寨,慌忙整队撤退。《庭闻录》,卷5,14页。直到八月末,他们才知道这其中的缘故。
              
              三桂的侄、婿与心腹将领齐聚衡州,公推吴国贵总理军务,派胡国柱回云南,迎世璠前来衡州奔丧。国柱到达云南,向留守的郭壮图传达众将的意见,准备护送世璠去衡州。郭壮图当即表示反对,他认为云南为根本重地,世璠不能轻易出国门。国柱极力说服,壮图根本不听,以为可弃湖南,守险隘,犹可以在云南作“夜郎王国”,力阻世璠离开云南。国柱气急大哭,在城外东郊徘徊数日,痛哭流涕,壮图丝毫不为所动。实际上,壮图有自己的打算。她有一个女儿嫁给了世璠,三桂一死,世璠必然即位,立皇后。与她的女儿争皇后的还有卫朴的女儿。壮图力图把世璠控制在自己手里,因此就不准他去衡州。《平滇始末》。国柱无奈,哭着离云南而去。《庭闻录》,卷5,14页。
              
              胡国柱走后,吴国贵召集并主持诸将会议,讨论今后的方针大计。国贵首先发表见解,说:“从前所为大误!今日大计,应该舍弃云南而不顾,北向以争天下:以一军图荆州,略襄阳,直趋河南;一军下武昌,顺流而下,经略江北。吾辈勿畏难,勿惜身,宁进死,勿退生,拼死决战,剜中原之腹心,断东南之漕运,即令不能混一,黄河以南,我当有之。”
              
              诸将都很持重;不敢赞同吴国贵的意见。马宝率先表示反对,阻挠弃滇北上之议。诸将
              
              的家产、亲属都在云南,放弃云南,意味着家私破产,个人利益遭受最大损失。马宝反对弃滇,正符合他们的利益,他首梗国贵意见,“一唱百和”,国贵的意见很轻易地被否决了。《庭闻录》,卷5。
              
              综观当时形势,国贵之计,带有相当大的冒险性。因为此时北上与初到湖南北上大不相同。那时吴军声势浩大,锐气正盛,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直至京师,无处不有响应者。清朝对此事件原无准备,如趁此时它兵力未集,利用这个有利的形势,毅然北上,必然会所向无敌,至少可在黄河以北站稳脚跟,清朝必以重兵趋北京勤王,而南方空虚,可让耿精忠独挡南方数省之征剿。三桂计不出去,驻兵湖南不进,一则给清朝以喘息时间,使它有足够时间调兵遣将,倾注全国兵力于江南一隅之地,造成了自己的优势;吴军则年随一年地失去优势,变主动为被动,以致成现在之局面!国贵在三桂死后,敢于否定三桂的所为是“大误”,表现出他的气魄和远见。他提出此时北上,一个不利的条件是,他们的军队已由盛而衰,锐气已失,斗志下降,多年征战,伤亡甚重,久经战斗的老兵急剧减员,新增的兵员,论素质和战斗力都不能跟老兵相比。从清朝方面看,它在征战中已完成了全面备战,兵员和兵器、火药等军需物资装备、粮饷都已相当充足,保证了前线的供给。特别是它的八旗兵已从战争初期的惊慌失措恢复了战斗力,而且越战越强,显示出无坚不摧的威力。一句话,双方强弱之势各向其相反的方向发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吴军毅然北上,必然充满了巨大的风险和困难,甚至有覆没的可能。这一不利条件,国贵似乎已充分地估计到了,正如他以巨大的决心所表示的:“勿畏难,勿惜身,宁进死,勿退生!”宁肯在前进中死去,也不在后退中活着!这是一种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是要建功立业,而不图个人之私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倘要干一番事业,此种精神必不可少!
              
              如果再仔细推敲,反复掂量国贵的战略,并非全是冒险而无可行性。从全局考虑,清军几乎是倾巢南下,这在防御上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长江以北特别是黄河南北,已呈现真空状态,屡次征发禁旅,连驻守京师的兵力为数不多,已到了无兵可发的极限。为了战争的需要,朝廷从东北地区征发了黑龙江宁古塔(今宁安)兵,直至黑龙江以北的索伦兵,还有吉林乌拉兵、今辽宁省的盛京兵、长城以北蒙古诸部的骑兵。在平息王辅臣叛乱后,又征调了陕西兵。各处援兵云集长江以南。北方各重点城镇驻兵为数不多。以康熙十三年十二月所报长江沿岸及以南一些重点城镇驻兵为例:如武昌府只有巡抚兵1500名、城守参将所属1000名,新近设水师副将与官兵1000名,总计3500名。南昌现有总督标兵3000名、城守官兵500名及水师官兵1000名,总计4500名。安庆有巡抚所属官兵1500名及城守官兵1000名,还有新设安徽提督官兵3000名,计5500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557号。这几处城镇是战略防御的重点,为防御和阻击吴军,陆续增加兵员,多者也只有5000余人,平均每城不过4000余人。如无战事,常驻兵不超过3000人。以此推算,北方一般城防至多不会超过2000人,有的可能更少,也仅有千百人罢了。这些驻防兵不足以应付战事,仅够维持地方治安秩序而已。圣祖于初期尚注意北方防务,当他看清三桂无意北上,便放心大胆地倾注全部兵力于江南。如果吴国贵的方针得以实行,乘虚而入,就会给清朝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清军再从南方各地北调追逐,势必疲于奔命,一时难以应战。仍在陕西活动的叛军余部及固守兴安、汉中的大股叛军、领有四川的吴之茂等就会立即配合。当清军从南方北调,就会解除或减轻它对据守的叛军的军事进攻。台湾郑氏军队再乘虚占据福建、广东沿海城镇,可能会乘机向内地扩展,必然牵制了清军的部分力量。吴军水陆齐出,攻打清军措手不及,便有可能直下河南、河北地区。以当时吴兵力,如集结各处兵员,至少可达十万人以上,不会成为问题。吴国贵的战略,“剜中原之腹心”,断绝清朝赖以生存的东南漕运,更致清朝于险境。他认为即使不能统一全国,也可得黄河以南而自立一国政权。完成此举,并非一件易事,必以困兽之斗,“拼死决战”的精神,一往无前,方有成功的希望。
              
              吴国贵的战略,既大胆,又冒险,而且不无实现的可能。看得出来,他是三桂营垒中一个颇有眼光、有胆有识的统帅人物。但此议没经慎重讨论,就轻易地被否决了。
              
              三桂死后,迟至十月才发丧,《云南备征志》,卷17,记“十七年戊午十月,逆贼吴三桂死于衡州。”误。该书把三桂十月发丧,记为死期。《庭闻录》对此进行了辨正。胡国柱等用棉裹三桂遗体,秘密载往常德,由此载运回贵州、云南,颇为方便。三桂孙世璠没有去衡州,只迎至贵阳,并在此即帝位,以贵阳府贡院为其行在,定明年为“洪化”元年(康熙十八年),给其祖父上尊号“太祖高皇帝”,父吴应熊为“孝恭皇帝”。官制皆依三桂所定,对各将吏都有所封赏,以三桂所封大学士方光琛、新封国公郭壮图为腹心,三桂的侄、世璠的叔叔吴应期晋封楚王。经过一番明争暗夺,郭壮图的女儿嫁给世璠,被封为皇后。世璠召顾命大臣曹申吉等人赴云南,只有曹申吉听调应命,其余皆托故不到。世璠即位时就遇有不祥之兆。在胡国柱奉命筑坛代祭时,“阴风疾起”,灯烛皆灭。《庭闻录》,卷5。这一说法,不过是人们在吴军败后,追述前事,以此偶然现象来比附吴必败而已。
              
              三桂死后,诸将领否决了北上争天下之议,专力保守云贵,但也不想轻易丢弃湖南,还在尽一切力量力图保住湖南。这对保住云贵仍然是一大关键。愿望如此,却不能左右形势的逆转。自三桂一死,军心进一步涣散,愈发不可收拾。吴应期坚守岳州,勉强维持到康熙十八年正月,便弃城冲围而逃。丢弃岳州,湖南门户洞开,时刻待命渡江的荆州清军于正月二十七日蜂拥渡江,千帆竞发,漫江而来。圣祖下令展开总攻击,遂成破竹之势,吴军全线溃退……
              
              吴应期自岳州撤出后,奔长沙,不敢多停留,于正月二十九日烧毁船只,弃城逃跑,率残部投向辰州,胡国柱也同吴应期撤出长沙,退屯辰龙关,与吴应期相掎角,企图力守。《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48~12849页。
              
              吴军一撤出长沙,清军随后入城。长沙不战而得。圣祖指示:“贼失岳州、长沙诸要地,正当惊惶骚动之时,乘机进取衡州,击灭逆贼,殊为要务!”他命令大将军察尼,发水师营总兵官等率绿旗兵三千八百、沙船一百、快船八十赴长沙。除此,速发满洲兵,多带船炮,尽快至长沙。《平定三逆方略》,卷43,8~9页。给广东尚之信发布进军命令:“乘此各路贼寇涣散之际,平定广西。”他要求尚之信,将军莽依图、舒恕、额楚、傅弘烈、总督金光祖等“勿失事机,速定广西”。下诏江西总督董卫国,率所部兵赴大将军岳乐处,协力攻取衡州等地。《平定三逆方略》,卷43,11页。
              
              荆州清军一路由署都统多谟克图等率师渡江,据守对岸的太平街、虎渡口等处的吴军放弃抵抗,悉数溃逃。一路由顺承郡王勒尔锦率领,比前一路迟二天,即于二十九日渡江,驻元始,前队官兵分路追剿,松滋、枝江、宜都(均在湖北省境,荆州上游,长江南岸),还有石门、慈利诸县与澧州的吴军不战而逃,尽被清军收复,守百里州(松滋附近),吴将洪福率舟师投诚。《平定三逆方略》,卷43,12页。二月十四日,勒尔锦抵澧州,遣派固山贝子准达等率部进取常德。吴军不守,在清军未到之前,纵火焚烧城中庐舍与船舰,然后逃遁。十八日,清军入常德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先后攻下华容、安乡、湘潭,二月初七日复衡山县(今仍名),令前锋统领希福等收衡州。吴军闻风丧胆,吴国贵、夏国相等自度难守,弃城而逃,十三日,喇布率清军开进衡州。这座曾被三桂即位时更名为“定天府”的行在,固守多年而一朝失掉,没有逃脱的官员一百余人投降。《平定三逆方略》,卷43,13页,参见《逆臣传·吴三桂传》。清兵没有停留,由衡州继取耒阳、祁阳(今仍名),三月五日,再克宝庆(邵阳市)。
              
              自正月吴军由岳州撤退,湖南战场形势为之一巨变:各处吴军不守,闻风即逃,其势如退潮,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自北而南,吴军毫不停歇地向后退去,清军马不停蹄地尾随紧紧追逐,几乎是兵不血刃,追到一处,得一处。于是,在湖南的广阔战场上,出现了一种战争的奇观景象:一方铁骑如云,玉轴相接,似狂潮奔腾,似疾风骤雨,滚滚向前,席卷而来;一方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急急如丧家之犬,狂奔逃命。造成这种局面,其基本原因是吴军失去统一指挥,将帅们已完全丧失战斗意志,无心抵抗,清军未到,率先逃跑。至三月间,吴国贵、马宝、夏国相弃衡州出逃,奔永州(零陵),被穆占部击败,逃向新宁(今仍名),再逃至湖南的西南部、接近贵州的武冈(今仍名),暂获喘息,驻扎下来。清军取永州后,南下取永明(江永)、道州(道县)、江华(永明东南侧)、东安(今东安南)等县城。
              
              吴应期、胡国柱、王绪等经长沙一口气逃到辰州,安营扎寨,依险据守。到这时,除了辰州、武冈、新宁,湖南绝大部分地区都被清军占领。
              
              残留在辰州等地的吴军处境极为狼狈而艰难,据清兵于四月末侦探报告,逃到辰州的吴军不下万人,大部分兵士无甲,看军势,“比往日在澧州、衡州之军势冷淡极矣”。仅有窝统四五千,在此之前,所拥有的大炮、鸟机、兴隆等炮都丢弃了。“军饷全无”,新从云南发来两船金子,每名军士该给银五两,折金子才四分几厘,买酒买肉都不够用。差城中文武官下乡买粮,只能买到三五十石,没有买过上百石的。每名军士给谷二斗,不够吃。又据清朝方面侦探,“贼兵全是黔蜀土司为之窃用”。他们粮饷不足,特别是从云贵征来的苗瑶士兵大为不满,甚至怨恨。每天夜里,几十人、上百人逃跑了,都说:“大兵(指清兵)一到,不过一走。”吴国贵、马宝等诸将每天愁眉苦脸,叹息不已。马宝曾同胡国柱等人议事,说:如支撑不住,只管扯回铁索桥据守,他同几个将军横冲直走任何地方。军中将士都怨恨吴应期“将岳州大门打开”,以致清军势大难敌,吴军不断败逃。以上见《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55页。
              
              又据清兵侦探于五月二日进一步探明吴军驻守辰州地区的兵力部署情况:从界亭驿(辰龙关附近)往下,至神龙关,有吴军守关,其背后郭家溪有军埋伏。在辰州坪,有将军王惠带兵二千余人,扎有木城;在清捷铺,有将军巴养元带兵二千余人,周围挖有马堑;在惠姚铺,有吴应期自领兵二千余人;在辰州府城有姓赵的将军带兵二千多人,驻扎西关。胡国柱住在城内,往来办理粮草。在水路,白溶(应为“北溶”,白、北两字音近)渡口驻有祖述舜将军所领三千余人镇守。至五月二十四日,又增加了王将军所领两千人,把守青浪地方。还有姓柳和姓周的两总兵带水军三千多人,有战船八十三艘,在青浪停泊。《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56页。
              
              吴应朝等在以上城镇驻兵,皆在辰龙关到辰州之间,各据险要固守,陆续集结溃散吴军,已达一万三千余人。吴应期等决意在此固守,企图阻止清军进入云贵。辰州(沅陵)临近贵州和四川,位沅江之畔,由水路和陆路直通贵州。特别是辰龙关“乃通云贵的孔道”,此关一带,山势险峻,林木森密,人行不易,骑兵不能成列。辰龙关为辰州的门户,不破此关,也就不能通过辰州。还在三月间,勒尔锦部已至辰龙关附近,但见群山林立,林深路险,不敢进兵,畏缩不前,又赶上雨季,便以种种借口,“急行退还”,因而使吴军得以从容部署
              
              ,构筑防御工事,在此稳定了局面。圣祖对勒尔锦和他派遣取辰州的将领非常不满,给予严厉申斥。《平定三逆方略》,卷44,11~12页。从五月七日到二十四日,清谍工又进行侦察,所报吴军人数比前次侦察时有所减少,可能是兵士不断逃亡所致。《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57页。
              
              迟至七月,清兵仍没有进攻辰州。大将军简亲王喇布指挥下的清军,在辰州南的武冈(今仍名),向据守的吴军发动了强大的进攻。异军骁将吴国贵率残部二万余人与清军对抗。喇布派穆占及其所部于八月一日先取新宁县,然后与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合军攻武冈、枫木岭等处。他们知道吴国贵是一劲敌,不敢轻视,特集结优势兵力:岳乐率每佐领各十一人、绿旗兵一万人,约计一万五千人,简亲王喇布所部也不下二万人,合计近四万。激战在枫木岭隘口展开。吴军尚有战斗力,没有溃退,而是迎战上前,拼力厮杀。新降的林兴珠与提督赵国祚等将熟知吴军内情,他们亲率清军奋击,击败了吴军。在枪炮互相轰击中,吴国贵误中冷炮,当即倒在血泊里。吴军一看主帅身亡,弃武冈而逃。固山贝子“定远平寇大将军”章泰(岳乐已调回京师,其职务由章泰接任)等率所部追到木瓜桥,再败吴军。武冈、枫木岭随之而下。《平定三逆方略》,卷46,10页。
              
              继武冈战役后,辰州的战役也相继开始。从辰龙关至辰州,再至辰溪(今仍名,在辰州南),吴军沿沅江分水陆两路固守。胡国柱原守辰州,不久又改调到辰溪驻守,吴应期仍驻辰州灰窑铺,其他将领杨有录、周祯、杨宝荫、祖述舜等各率所部占据要地。为了迷惑清军,他们每天都变动驻守地,“迁移不定”。吴军逃亡情况严重,有的营地的兵士几乎逃尽了。《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62页。
              
              清军夺取了武冈,截断了辰龙关的后路,吴军更加惊慌。
              
              康熙十九年(1680年)初,大将军察尼向辰州发动了进攻。他指挥清军从间道袭破辰龙关,于三月十三日抵辰州城下,吴军不守,争先逃窜,知府傅祖录献城投降。守辰州地区的吴将帅都放下武器,各率所部投顺。《平定三逆方略》,卷46,10页。计有:
              
              “援剿右将军”杨宝荫标下军官28员、兵士1531名;
              
              “定北将军”杨有录标下副将许龙、石恩2员、兵士1961名;
              
              “亲军后将军”祖述舜标下五营总兵官肖伏成、尹宗儒、何可量、柳应春、库大有等5员、“戎旗”副将石虎、“援剿总兵官”侯登甲等所部兵士共2146名,还有游击、守备官舒明申等44员、千总和把总共17员;
              
              “水师左将军”周珍标下“戎旗右营”参将陈长、中营领兵都司陈贵、左营游击郑昉、右营游击吴际圣等“食俸领兵官”39员、“食全俸随征官”96员、候补文职兵备道周其泽等8员,总共军官143员、兵士3060名、家属1254名;
              
              水师“右将军”标下中营副将吕贵原带随征都司、守备陈灿等3员、兵627名;
              
              辰州总兵张敬先标下参将郭海龙带兵950名;
              
              辰州水师副将刘顺等带兵400名。
              
              以上,各级军官294员、兵士11201名。《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82页。辰州不战而降,吴军损失之重,于此可见一斑。
              
              清军得了辰州,继续向南进军,攻破了沅州(芷江),吴应期、胡国柱等败走贵阳。“枫木岭、辰龙关一经开辟,则滇、黔势同破竹。”《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79页。通路已经打开,清军便势无阻挡地直取云贵了。
              
              湖南全境恢复,吴军残部都已溃退到云贵去了。清军的下一个战略目标,立即指向了云贵!
              
              在扫荡湖南残余吴军,追逐吴应期、胡国柱之际,圣祖料到了四川叛军必然闻风震慑,便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四川叛军的总攻击。
              
              对四川的总攻是从兴安、汉中开始的。康熙十八年(1679年)六月二十五日,圣祖敕大将军图海速取兴安,平定四川。八月,图海分四路进兵:图海与将军佛尼勒由兴安出击,总兵官程福亮为后援,驻守旧县关等处;将军必力克图、提督孙思克由略阳进兵,西宁总兵官朱衣客为后援,驻守西河等地;将军王进宝、汉中总兵官费雅达等由栈道进,延绥总兵官高孟为后援,驻守宝鸡;宁夏提督赵良栋等由徽州经巴都山进兵。图海请定于九月四日四路并进,后改为十月初二日,先取汉中,圣祖则命将军噶尔汉等自郧阳进取兴安。《平定三逆方略》,卷46,11~12页。
              
              张勇、王进宝、赵良栋这三员汉将,已经威镇西北,所部绿旗兵皆精锐。圣祖把最难征剿的四川交付他们去攻取,并让他们打头阵,满洲兵继其后而进。圣祖在给张勇的敕谕中说得很明白:“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人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平定三逆方略》,卷47,15页。他用的还是入关前清太宗所定“以汉攻汉”的政策,让强健敢战的陕西汉将士去平定四川,而满兵仅是“助战”。
              
              早在进剿四川及武冈、辰州前,圣祖曾给三桂的核心人物王屏藩、胡国柱、马宝、郭壮图、夏国相、吴应期等人各写了招抚的谕旨。圣祖强调:“背恩反叛之罪在吴三桂”,你们都是“附和之人”。朝廷愿意赦免和保全你们,同他人一样“论功录用”,条件是必须归顺,接受清朝的名号。《平定三逆方略》,卷47,17~18页。圣祖想错了,王屏藩这些人非同他人可比,他们与三桂结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盟,在反清的根本立场上完全一致,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即使三桂已死,他们始终坚持到底,直至彻底失败而罢休!他们不投降,圣祖的
              
              政策是,那就把他们全部消灭!
              
              在图海的统率下,清兵冒着寒冷,四路并进。王屏藩拥众数万于兴安、汉中等地,实力相当雄厚,吴之茂据守松藩(今仍名)地区。十月下旬,王进宝部克武关,二十七日追剿叛军,直抵汉中。王屏藩引兵从青石关撤往广元。清兵收复汉中府。《平定三逆方略》,卷48,3页。赵良栋部恢复徽州,败叛军于巴都山,收取略阳。圣祖催令湖广提督徐治都率舟师溯江而上,直取重庆,又增派总督杨茂勋与徐会师,协力进剿。不久,图海报告,清军收复兴安,吴军总兵王永世率众献城降。
              
              平定兴安、汉中后,圣祖马上发出命令,诸路兵马进川作战,特授提督赵良栋为“勇略将军”,以重事权。
              
              康熙十九年一月初,赵良栋率一万一千人,直逼成都,而王进宝已于去年十二月分兵三路,进逼保宁。两将军一路势如破竹,进展迅速。良栋部于八日至绵竹,叛军“劲武将军”汪文元迎降。十一日,至成都郊区,叛军巡抚张文德率文武官员二百余人迎降,清兵入城。王进宝一路遇到了叛军的顽强抵抗。王屏藩、吴之茂、陈君极等人都坐镇保宁。王进宝部进至保宁城二十里地方,占据孔道安营。正月十三日,王屏藩出动二万余人向清军进攻。进宝分兵迎战,大败叛军,追至锦屏山,破叛军营垒四座。叛军退至宝桥,清兵再次发起攻击,夺桥斩关,一拥而入城。王屏藩和他的将军陈君极走投无路,自缢身死。其余如吴之茂等三人及总兵郭天春等十七名将官被活捉。圣祖命将王屏藩、陈君极的头割下,并同被俘的吴之茂、韩晋卿、张起龙等首要人物解送北京。《平定三逆方略》,卷50,6页。
              
              三月,这一行囚犯押解至京,圣祖马上作了处理:将吴之茂、韩晋卿立即凌迟处死,割下首级,与王屏藩、陈君极的首级一起悬挂城门示众。张起龙原为三桂旗下属员,圣祖赦免一死,命他赴云贵招抚,以赎其死罪。《平定三逆方略》,卷51,6页。
              
              再说四川的战事。继克保宁之后,王进宝部于同年正月十八日抵顺庆(南充),叛军知府彭天寿携众出降。于是,蓬州、广安州、合州、西充、岳池、营山、渠县、邻水、仪陇、遂宁、蓬溪诸州县相继而定。《平定三逆方略》,卷50,10页。
              
              提督徐治都部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康熙十九年二月一日,恢复夔州,守将刘之卫、总兵瞿洪升等出降。十三日,据守云阳的谭洪以及“左将军”谭天秘到徐治都军门投降。《平定三逆方略》,卷50,11页。十六日,另一部清军至重庆,没经战斗,守城文武将吏出城迎降,达州、东乡、太平、新宁、南江、安岳等州县随之而降清。叛军将领杨来嘉、彭时亨等各派人至清营缴印投诚。《平定三逆方略》,卷51,1页。
              
              四川号称天险,山峻谷深,道路阻断,进兵不易,出兵亦难。因此,圣祖将四川叛军暂置不理,先突破陕西与江西、福建两翼,然后倾全力突击湖南,待湖南全境将要恢复,就命将率师入川。趁此清兵大胜,吴军败亡的有利形势,一举收复兴安、汉中,再深入川中,除个别地方遇到抵抗,所到即降。当王屏藩等被迫自杀、吴之茂等被捉,四川一省全入清军掌握之中。清朝重新占有四川,给八旗兵进云贵又提供了一大方便条件。于是,清兵从西南包抄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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