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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中隐士

            作者:nacher来源:古代诗词网时间:2013-12-03阅读:

              义熙十三年(417年)七月,刘裕攻克长安,秦主姚泓出降,后秦灭亡。这是自淝水之战以来,东晋对北方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刘裕的声威更加显赫。晋安帝下诏晋封他为宋公。
              
              十二月,刘裕急于做皇帝,顾不得巩固胜利,经略西北,只留十二岁的幼子刘义真及部将驻守长安,自己匆匆忙忙迁回江南。次年六月,刘裕为相国,受九锡。十二月,刘裕杀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司马德文为帝,是为晋恭帝。而关中则为夏主赫连勃所取,长安复陷。
              
              天道将变,人人自危。尤其是敏感的人,更隐隐感到了祸难的临头。虽然这种预感有些过敏、多虑,但乱世之中,全没了朝纲政纪,道德人伦,谁能保平安无事?前车有鉴,易代之际,在朝者固然必有祸患,在野的名士也难免麻烦。诗人忧心忡忡。义熙十三年自秋至冬,作《饮酒》诗二十首,多方地抒写自己的感触与情怀。
              
              《饮酒》诗序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萧统《陶渊明集·序》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而寄酒为迹也。”酒与诗,和中国历代文人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那些奇才怪杰,更多是酒中仙、醉中鬼。刘伶嗜酒放诞,阮籍醉酒佯狂,李白“斗酒诗百篇”,苏轼“酒酣胸胆尚开张”,唐伯虎“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酒能激发灵感,但这不是文人的主观目的,而只是客观效果。主观上,文人纵酒,是因为心中有所郁积,借酒消愁愁更愁,喝到半醉半醒之间,不敢说的话也说出来了,不想吐的苦衷也吐出来了,所以不是酒能消愁,是酒能促人以诗文排遣愁怀。酒又是一道护身符,醉中之语不可当真,偶有失言也不能怪罪。处于乱世的文人名士,目光比一般人锐利,看得到便难免要说,只有以酒来麻醉自己,即使说出来也可多一层遮掩,何况即使不说,不欲与世人争,当朝者也不放过他,那就只有整天喝得醉醺醺以免缠扰了。
              
              陶渊明作诗不多,几近半数与酒有关,可见酒与诗人生活、创作关系之密切。这固然带来主题、诗意及用词重复雷同的毛病,但也见出一生不得志、愁情难遣的诗人是多么的离不开酒。
              
              无酒不能尽欢,无酒不能消忧,酒渐渐成了诗人的寄托,使他忘记一生不顺,命乖运蹇,使他浮想联翩,寄心于古圣先贤,遁迹于远古时代,使他有时也萌动壮心,追慕烈士。饮酒也使他安于田园,脱离纷乱尘世,使他能够放其言,吐其意,纵心任情,无所顾虑。《饮酒二十首》,作于似醉非醉之中,尽露酒中隐士之心迹,一展酒中隐士的风采。
              
              《饮酒》之一云:“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邵生指秦时东陵侯邵平,秦亡后,沦为布衣,非常穷困,在长安城东种瓜为生。他种的瓜味道很美,被人称为“东陵瓜”。诗人举这个例子,说明人生衰荣无定,互相转化,达观的人懂得这个道理,贫穷时也能安恬。
              
              《饮酒》之二云:“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苛不应,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伯夷、叔齐这样的大善人饿死在首阳山,春秋隐士荣启期愈老愈穷,诗人联想到自己越来越落魄,悲愤地指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只是空言。他们名传后世是因为有“君子固穷”的骨气。诗人不指望善有善报,只希望像他们一样保持节操,并从他们身上找到了安于穷困的理由。
              
              《饮酒》之三云:“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诗人继续表示一生浮名不为贵,应追求永恒之道的思想。“道”在这里是君子固穷之气节的升华与抽象,它不可以任何具体的概念来表述,就是那么一种理念中、思辨中的永恒的应当追求、坚持的东西,正因其不具体所以才让诗人深信不疑、坚持不移,从而成为固穷精神的可靠依托。或者可以说,道并不存在,它只是诗人安于自己的处境的一种理由,他找到它、设定它而安于它。如果具体为百世美名,诗人是不大在乎死后的美名的。但它又包含了这一内容,如前一首,诗人追慕古代隐者也包含了传百世名的心理内容。在诗人潜意识里,求道与传百世美名有同等的价值。传名这一实在目的,易为诗人否定,所以转化为抽象的道,诗人这才找到了确定不移、牢不可破的生存理由。解开心结,自己说服自己,确认自己,有了解释自己生存处境的理由,诗人之心也就安宁了。《饮酒》之四云:“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晨,远去何所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追。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诗人把自己比作失群之鸟,徘徊徨,悲声激切,后来终于找到一棵常青不衰的孤松,即诗人的隐居之地。诗人认定自己已经找到了归宿,从此永不背离。
              
              《饮酒》之五是千余年来为人们传颂不绝、赞誉极高的佳作,其冲淡远雅的意境,清新纯美的语言,跃然行间的理趣,令后世文人钦慕不已。“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四句既有“非帆动、非风动,是为心动”的禅意,又有不拘形迹、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道心。
              
              再看魏晋以来的许多所谓隐士,慕禅慕道慕名山名川,其心不能偏,故欲求身远,是以身之远遁强迫心之不乱,不是心静而不觉人境之嘈杂喧嚣。“心远地自偏”因理成趣,是为理趣,千百年令无数文人才子为之倾倒,并给他们羁身官场以极大的精神安慰,善理尘中事,方为局外人,真能看破得失成败生死荣辱,也就不在乎所事何事,所邻何人,而总能落于尘中超物外,尽力而为,听天由命,以顺其自然之真率,纵心任情于人间世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二句又令人心折。绝对的静穆,绝对的安恬,随意采菊,无心见山。一个“见”字,尽藏“云无心而出岫”的意境。有人换之“望”字,“望”是着意瞻观寻觅,全然失了诗人无心自然从容之妙。
              
              《东坡题跋·题渊明〈饮酒〉诗后》云:“因采菊而见南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所见何者?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诗人不经意间看见南山那边,夕阳西下,山色瑰丽,飞鸟结伴而归来了。他有何感触呢?“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庄子曰:“得意忘言,得鱼忘荃。”真意可感不可言,言则必损其意,因为人的心灵感受是丰富的,多层面的,混沌多变不能截然分的,而概念的界定都是严密的,单一的,固定的,语言不能穷尽其意,故老子云:“天地有大道而不言。”简单地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二句的内涵是:诗人由鸟儿们飞入南山瑰丽夕景的境,生出他在隐居之地也如鸟儿回到安乐窝巢一般的意,意与境合,怡悦的神思幻化到鸟儿身上,在夕景中感到无限欣慰与安宁。可这是以诗人一生之体验来感悟眼前景观的,这其中包含的人生真谛岂是倦鸟知还、倦鸟归林之类字句可以表达?又正因诗人只是无心见景,心灵自然而然地与景合,因成朦胧意境,这是无需也无暇付诸语言的。心之悟境,心境合一,物我两忘,哪里有余心去辨此真意?而当回过神来,意识到其间有真意时,则意已与境离,神与物分,不能以言辨之了。“欲辨已忘言”正是物我同一,神与物游的最高审美境界,难怪神笔圣手如李杜苏等,都对陶渊明推崇备至。非其人其生其境其心不得其意其语,苏东坡作和陶诗数十首,也不能出此种意境,只有空余羡仰之心了。
              
              《饮酒》之六云:“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苛相形,雷同共誉毁。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咄咄俗中愚,且当以黄绮。”人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是非混淆难以分辨,而人们判断是非常常是捕风捉影,誉毁都是人云亦云,只有那些通达明理的人才不管别人的议论,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夏、商、周三代的末年,就是黑白颠倒的时代,而商山四皓都能特立独行。诗人托三季言晋末,流露出不为世人理解的痛苦和对是非不分的俗论的厌弃,也不想在俗世中惹事生非,而决心追随商山四皓,洁身自好,以实际行动体现“走自己的路,由别人去说”的豁达高标姿态。
              
              《饮酒》之七写诗人采菊就酒服食。“泛此忘忧物,还我遗世情。”先一杯接一杯,后来就倾壶而饮,酒至酣处,便“啸傲东轩下”,放任之态跃然纸上。诗人爱菊,不止在它可以益寿延年,更在服食它的傲霜真气。
              
              《饮酒》之八借孤松为自己写照。赋主体精神于形似之物,再以物与人之神似而喻人,是一种传统的文学表现手段。“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傲世独立之情,于咏松中尽现。
              
              《饮酒》之九通过一位农夫与诗人的对答表现了诗人的心态。“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忙乱之中上下衣都穿颠倒了,富有生趣。“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桨远见侯,疑我与时乖。”好心的农夫提着酒来看望诗人,怪他与世不合:“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这么劝过诗人的好心人必然很多,当然话是转化为诗人的诗句的。“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意出《楚辞·渔夫》:“世人皆浊,何不屈其泥而扬其波?”衣衫褴褛守穷庐,诗人未必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他仍坚决地回答说:“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生就的脾性,很少能与世人合得来,仕固然可学,可以努力改变自己,适应别人,但屈曲个性违背本心不是糊涂吗?诗人在这里不只是自我标榜,更是有自知之明,所以不打算改变己意。次年,即义熙末年,官府征诗人为著作佐郎,诗人坚辞不受,可见“吾驾不可回”不为虚语。
              
              《饮酒》之十回顾“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的仕游历程,恍然明白,“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实在不值,自己对生活要求本来不高,“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所以“息驾归闲居”。那么言外之意是否是隐居才为名计,是传名的良策呢?诗人未必没有这种念头,但其主要意旨还是在于对竭尽全力只能求得一饱的仕途生活的否定。不能成就功业,所以弃官闲居,并非是以隐居另寻求名之计。
              
              《饮酒》之十一对颜回、荣启期这些贤德之士“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的遭际深深同情,无限感慨,他们的幸福并不在身后之名,而在于虽然枯槁亦能称心,正因看得明白,诗人才认为“称心固为好”,而努力从贫苦中寻找自适、幸福的感觉。
              
              《饮酒》之十二又引长公和仲理的事迹来印证自己的心态。长公即西汉人张挚,一度为官,因生性刚直而去职,从此隐居不出。仲理即东汉人杨伦,据《后汉书·儒林传》载,杨伦初为郡文学掾,因“志乖于时”,“不能人间事”,遂去职,不复应州郡征命。“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从这些人身上,诗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的身世就是自己身世的印证。每个人都需要肯定,这种肯定往往不是来自某些客观的标准,而是来自外界的评价。与自己心性、作为、遭际相同的人,他们和自己都未必正确,未必幸福,但他们本身就是自己正确的认定,自觉幸福的印证。因为有人先己而行,有人与己暗合,所以诗人才能“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才能“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
              
              《饮酒》之十三由醒者醉者彼此不能沟通的现象说明醉者大势了然,世事通达而醒者“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徒然自缚的实质,坚持自己长年独醉的处世态度。“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醒者终日小心翼翼是多么愚蠢,醉者放达不羁方为明智。长年独醉,正是“世人皆醉而我独醒。”这固然有些偏颇,但更见出诗人心意之坚定。
              
              《饮酒》之十四写诗人与友人聚饮之乐。“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醉态可掬,“不觉知有我,要知物为贵?”于饮中抛却尘世纷争,摆脱利禄之心。这才算是得了酒中深味。
              
              《饮酒》之十五先写诗人庭院之荒芜、冷清,“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久翔鸟,寂寂天行迹”,而后慨叹“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深觉“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诗人成天湎于酒中,极力排斥穷达、贫富之念,连庭院都疏于整治,其精神状态之颓落可想而知。虽然这种近于自虐的放旷不足推崇,但诗人也是无可奈何,其情其状让人怜惜。
              
              《饮酒》之十六与第十内容、意旨接近,也是抚今思昔,“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径。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只是更加突出自己的潦落、凄凉:“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竭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孟公指东汉人刘龚,当时有高士张仲蔚,家境贫寒,善属文,好诗赋,不慕名利,隐居不仕,所住的地方蓬蒿高而密,掩没人身,时人都不注意他,只有刘龚了解他。陶渊明长夜不眠,苦待天明,悒郁之情无从倾诉,所以想有刘龚那样的知音。
              
              《饮酒》之十七中作者自喻为“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而与众不同,“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他进一步反思自己的弃官从隐,除重申入仕是“行行失故路”,从隐“任道或能通”外,又觉悟到即使自己淹留仕途能够有所建树,可鸟尽弓藏的前车之覆可鉴,他仍然不会称心如意,反而难免灾祸。“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刘裕清除异己的种种暴行足以证明诗人的选择是对的。
              
              《饮酒》之十八通过杨雄好酒善言但有时不语的典故,含蓄地说明自己只想醉饮、不愿多言以免惹火烧身的苦衷。杨雄“觞来为之尽,是谘无不塞,”什么疑难都能解答,可碰到攻伐他国这类敏感问题,就不肯说话了。所以陶渊明总结说:“仁者用其正,何尝失显默。”当说则说,不当说就不说,为免口舌遭祸,干脆隐迹酒中。
              
              《饮酒》之十九内容同第十、第十六,回顾“畴昔共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已。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光流,亭亭复一纪”的历程,慨叹仕途艰难,时事多变,无所适从,“世路廓悠悠,杨生所以止”,杨生是战国末时魏国人,据《淮南子·说林训》载:“杨子见蓬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西晋阮藉穷途则哭,是触动人生走投无路的愁绪。陶渊明也无路可走,只有隐居。隐居亦不能像疏广、疏受叔侄,辞职后以皇帝及太子所赐黄金天天宴饮。“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只有一杯浊酒聊以自慰,充满无奈的达观。
              
              《饮酒》之二十,历数诗书礼乐被破坏、遗弃的灾难,含蓄地表达了读书人历代不受重视、满腹诗文却穷困潦倒的愤懑不平。“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淳真朴实的羲农时代已经逝去了,世人变得庸碌狡诈,追名逐利,人心不古。“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风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孔子力挽世风,虽未出现太平盛世,但也使礼乐暂得焕然一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秦始皇为了巩固统治,采取愚民政策,焚书坑儒,让天下读书人寒心。“区区诸老翁,为事甚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书人不受重视,人们都往仕途奔走,不凭智识而凭投机钻营、勾心斗角等卑俗手段谋取一官半职,不惜以人格的代价博取俸禄。诗人之与时违,性情不合是表面原因,而历代不重视知识,不重视知识分子是根本原因。知识分子是最有力量又最软弱无能的,其才其知得其用,就能对整个社会发生深远影响,受轻视受排挤受冷落,他们以其所长不得施展,以其所短处世谋生必定潦倒。而历代王朝只求巩固一家天下的统治,顾一时之利,不以国民长远利益为计,而以知识分子为异已力量,不能拉拢利用就排斥打击。这就注定了知识分子的悲剧。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则是以理想代替现实,不能适世以变世,所以理想未能实现先被现实击倒。适应才能改变,知识分子缺乏适应能力和韧的精神,一触即溃,先从意志上击倒了自己,于是只能顾影自怜,孤芳自赏,只能纵情酒中,乐以忘忧。“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历代文人都采取这种消极逃避的姿态,他们的命运更注定了百世轮回。但陶渊明虽然无力却是清醒的,他看到即将建立的新朝也不会重视诗书,不会重视读书人,而只会拉拢利用或排挤打击,所以他宁愿沉湎酒中,并且在说出愤激之语后还要托言醉酒以免追究,平生祸端,同时也是不愿看到这种现实,作者悲苦难言,只有以醉人醉语来自我开脱。
              
              在《饮酒》二十首中,诗人既为自己违时而无奈,更为世事违己而充满愤懑,既以古代隐者贫士相慰相励,更对一生枯槁的命运产生怀疑,既不断地自我排遣,更因为无从排遣而以酒自醉,因而饱含了悲凄激愤之情。同时诗人虽醉犹醒,不仅看到了生不逢时,悲守穷庐的现实,也能够直面这种现实并为自己找到生存的理由和意义;不仅认识到生不逢时的客观处境,又能为自己在嘈杂纷乱的人间寻觅到一方心灵的净土;不仅从一生的经历中了然注定给他的命运,也能从不幸的命运中发现人生的乐趣与意义。《饮酒》组诗所展示的隐者之心是充满痛苦和不安的,所显示的隐者之风却又是达观恬静的;所蕴含的隐者之情是凄凉迷乱的,所生发的隐者之思又是睿智和冷静的。虽然这组诗总的基调低沉了些,但仍有一种狂风急浪后的恬静。以《饮酒》诗观酒中隐士,可悲可叹,可羡可赞,可慕不可追,堪怜堪惜不堪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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