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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步高士之林

            作者:nacher来源:古代诗词网时间:2013-12-03阅读:

              义熙七年(411年)至义熙十二年(416年)间,时局发生重大变化。三月,卢循率部退还根据地广州。七月,卢循战败,投水而死,历时十二年的农民起义以失败告终。军阀间继续互相倾轧。刘裕剪除异己势力,先攻荆州刺史刘毅,使之力竭自杀,次年三月又杀死当初与他共讨桓玄的诸葛长民等将领。七月,晋军破成都,成都王谯纵自杀,东晋收复益州。义熙十一年,刘裕讨伐东晋宗室、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司马休之和雍州刺史鲁宗之联兵抗裕,兵败后投奔后秦。
              
              这期间陶渊明的生活仍如流水一般缓慢平静。义熙七年八月,从弟敬远亡故,在人心中激起一些波澜。诗人作《祭从弟敬远》一文,满怀深情地悼念他。敬远比渊明小十六岁,死时只有三十一岁,两人的母亲还是亲姐妹。陶渊明居丧躬耕时,按礼制不能与妻子同居,而与敬远住在一起,情深意笃。“惟我与尔,匪但亲友,父则同生,母则从母。相及龆龀,并罹偏咎,斯情实深,斯爱实厚!念彼昔日,同房实欢,冬无雪褐,夏渴瓢箪。相将以道,相开以颜,岂不多乏,忽忘饥寒。”尤其诗人弃官退隐后,这种亲情更给他莫大的安慰:“敛第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议。每忆有秋,我将其刈,与我偕行,舫舟共济。”天伦之乐是人间至乐,天伦之情是人间至情。亲情是人抵御一切风霜的港湾,是心灵最可靠的依托,是无论穷通贵贱都不会失去的最后安慰。然而,诗人八岁丧父,三十岁丧妻,三十七岁丧生母,四十一岁丧从妹,如今又丧从弟,不断失去至乐至情,不断失去心灵的依托与安慰。他怎能不“望眺翩翩,执笔涕盈”!对比程氏妹服制再周时所作的《祭程氏妹文》“黯黯高云,萧萧冬日,白雪掩晨,长风悲节,感惟崩号,兴言泣血”及四年后访旧居时所作《悲从弟仲德》诗“衡哀过旧宅,悲旧应心零”,“迟迟将回步,恻恻悲襟盈”,再看此文中“情恻恻以摧心,泪愍愍而盈眼”之句,诗人心灵上的累累伤痕隐隐可见。
              
              义熙九年(413年),诗人针对释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和《万佛影铭》作《形影神》诗三首,从形尽神灭的宇宙观出发,表达了人必有一死,委任自然的生命哲学。同年作的《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表达了同样的旨意。另有一首《止酒》是一首颇有特色的俳偕体诗,每句都有一个“止”字,其中心思想不是止酒,而是酒难止:“平生不止酒,止酒性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诗人并不打算止酒,但以玩笑的口气说:“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从此一止去,将止快桑溪;清颜止宿客,奚止千万祀?”实际上这是作者的反问:止酒难道就可以成仙吗?还是随心所欲吧。
              
              义熙十年(414年),诗人五十岁,到了知命之后,叹老伤时,感慨万端,因作《杂诗》八首。旧编《陶集》中杂诗题下共十二首,从第九至十一首各诗中“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我行未云远,日顾惨风凉”等句看,是写行役之苦的,约作于诗人仕玄、仕裕、仕刘建威期间,最后一首“袅袅松标崖,婉娈柔童子;年始三五间,乔柯何可依?养色含精光,粲然自有理。”诗意隐晦,推测不出作于何时。前八首诗意切近,从第三首中“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看系作于诗人五十岁时。
              
              《杂诗》八首之一“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等人。”写诗人聚众邻狂饮,想到人生如浮萍般漂泊不定,命运难测,表达了少壮时应当勉励自己有所作为,而不在此时空叹盛年已逝的感慨。其二“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写一个清凉的月明之夜,诗人一夕无眠,独自饮酒,想到岁月抛人而去,志向未得施展,心潮久久不能平静。其三“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昔为三春蕖,今作秋莲房。严霜结野草,怙悴未遽央。日月还复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诗人自己已经垂垂老矣,想到人死不能复生,抚今思昔无限感伤。其四“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诗人又不屑于世人追逐虚名浮利,只愿安享天伦之乐,忘情酒中,欣然不知老之将至,反映出诗人心绪的矛盾、烦乱。其五“忙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知。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涂当几行,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诗人无限怀恋少年时的神思飘逸,豪情满怀,如今气力日衰,再也不能有新的幻想,坐待死期到来,不由满腹忧惧。其六“昔闻长言者,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忍已等此事。求我盛年欢,一毫无复意。去去转复速,此生岂再值!倾家时作乐,竟此岁月驶。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后置!”由过去的不愿听长者谈人之亡故,到如今的不得不正视这个将要临及自身的现实,诗人虽然尚未解开死亡情结,但坚持行乐此生之念,不屑于为来世布施。其七“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素标插人头,前途渐就窄。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诗人把家比作旅舍,把自己比作过客,形象地写出了诗人面对死亡的无奈之情。《杂诗》之八写诗人耕种无方,家计日困的苦恼。“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末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稀已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诗人想不通命运为何如此逼迫自己,只有以酒相忘。
              
              《杂诗》八首回荡着悲凉之气,反映了诗人大济苍生之志未遂、独善其身之计亦难,而身衰心老的辛酸。同样的情绪在次年诗人回到故居时所作《还旧居》一诗中也流露出来:“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由这些诗中可以看到,在人们心目中恬然自安的陶渊明,内心其实是苦楚、落寞、迷茫的,恬然姿态既是他参透人生后的心理状态,更是他主体精神外化、物化藉以自慰自励的支柱。诗人之高出常人之处,就在于他不以当时流行的形尽神不灭的观念来麻醉自己,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来生,而是在惨淡的现实面前极力挣扎,进行心理的自我调节。因此,诗人才能从生活中找到乐趣,由《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桑田舍获》一诗可见诗人的情绪好转了。“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鸡鸣??”终于以苦为乐,而这正是诗人努力耕作带来的,也是自我调适的结果。虽然日后还将时有所叹,但冲淡而偶显壮气却已成了诗人风格的主导方面。直面现实,把握现实中每一点微小的东西,正视心灵,不断自我安慰,自我激励,进入自由的精神境界,这些,是古往今来的许多“高士”所做不到的。那些“高士”,逃避现实,逃避真心,不敢正视自己的失意,不愿承认自己的落寞、凄苦,只有寄情于玄理,耽溺于清淡,忘身忘心于高士的虚名。而一旦当权者相招,就受宠若惊,不知是为人所役,反认作天生我才必有用,卑躬屈节,哪里还有人格的尊严!远如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近如周续之,都是着意标榜,实无隐心。至于嵇康,不听孙登之言,表面上有隐逸之志,实际上性情刚烈,不能顺应世事,以致招来杀身之祸。刘伶则完全醉于酒中,至死都在逃避。陶渊明虽与他们同列于隐逸之林,但他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处世风格。他始终在审视内心,自省人在世间,在生死之间的哲理,化落寞、悲苦、忧愤为平淡,渺生死成败荣辱而从容,其为生也真,其为诗也真。他这种心态及其形成过程,在《形影神》组诗并序里集中表现了出来。
              
              《形影神》组诗是作者与释慧远、刘遗民、周续之等被誉为当代高士的僧徒、学者来往,思想交流、交锋的产物。
              
              释慧远是北方佛学大师道安的大弟子,太元二年(377年)奉师命南下荆州传教,次年到庐山,后江州刺史为之修建东林寺。他的名声很大,不仅南方远近僧徒都来庐山求教,就是东晋政权要人也很尊重他。桓玄对佛教不满,曾经下令“沙汰僧尼”,但命令中也说明“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晋安帝曾经致书给他,甚至卢循北上攻晋时也上庐山相见。元兴三年(404年),释慧远作《形尽神不灭论》,宣扬人死后灵魂可以永存的宗教理论。义熙九年(413年),慧远在庐山立佛影,作《万佛影铭》。铭立之后,当时文人歌咏者甚多。义熙十年(414年),释慧远、刘遗民、周续之等一百二十三人,在东林寺结白莲社,在佛像前发誓,要决心摆脱生死报应、因果轮回的痛苦,希望来世生在西方极乐世界,一时闹得纷纷扬扬。当时民众苦于战乱,需要精神寄托,忘却现实痛苦,所以非常崇信这一套学说,白莲社因之影响甚广。刘遗民为这次结社立誓撰《同誓文》,社中声望极高。为当世推崇的有十八人,号称社中十八贤。陶渊明与刘遗民素有交往。关于他和释慧远的关系,据《莲社高贤传》载:“时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不让饮酒就不去,可见陶渊明不像一般人那样对释慧远一帮人怀有敬意,连好感也谈不上。皱眉而去,可见陶渊明与慧远等见解不同,言语不投。元人李公焕注陶诗说陶渊明与慧远为方外交,不愿入白莲社:“远公郑重招致,竟不可。”虽然陶渊明、释慧远、周续之、刘遗民等在时人心目中都是遁世高士,陶渊明却独步高士之林,不屑与莲花社十八贤同列。
              
              在释慧远作《万佛影铭》、《形尽神不灭论》,誉声四起,吟咏不绝的情况下,陶渊明独持形尽神灭的观点,作《形影神》三首,针锋相对地向众高士阐述了他对生命哲学的见解。他在诗中对人为形役、为影迷、为神扰的误区一一加以解说,劝诫时人也鼓励自己要委任自然,不强求生前高贵和死后声名。其序言说:“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感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顾惜生命是人之本能,这并没有什么可劝解的,但过于忧生惧死地追逐生之荣华富贵,强求功名利禄,又孜孜不倦煞费苦心地追求长生不老,或者灵魂不灭,将希望寄托在来世,渴望有万世轮回不绝的幸福,反而忽视了此生平凡细微处的每一点体验,与实实在在的幸福感错身而过,这就是囿于尘心迷于妄念。所以诗人根据释慧远宣扬神可以离开形影独存的逻辑,将形、影、神各自独立拟人,分作《形赠影》、《影答形》、《神辨》来表述自己的思考,期望与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共同得到启发。
              
              《形赠影》是形对影的赠言,也是形即人之肉体的处世态度:天地、山川可以永存,草木枯悴可以再生,唯有人之形体必然死亡无存,既然这样,不如及时饮酒行乐。“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多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而。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苛辞。”影对形的回答表现了处世态度的另一方面:人的生命不能永存,神仙境界又不可企及,人一死形神俱灭;但是如果生前行善,还可以给后代留下仁爱,这总比饮酒消愁要强得多:“有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苦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形和影本来无分,是人的意识对肉体的思辩,幻化为独立的两种个体,而成佛理逻辑运行的两个范畴。诗人借用这两个范畴,分别表现了行善扬名和自得其乐两种人生观。积极有为和消极无为两种思想在诗人心中是始终并存、斗争着的,每个人心中都有这对抗着的两方面,在激进时让人厌倦,在安静时又让人不安。诗人现在也不时为自己的闲静无为而不安,他是如何来消释这种不安,遣除精神之困窘的呢?《神释》针对形和影赠答中所诉苦衷和不同观点进行调和、排解。饮酒使人可以忘记死的来临,但人终有一死,天天醉饮或许短寿;行善没人称誉,也只能在醉饮中忘生乐死。多虑徒然自伤,不如放任自然。“大均私无力,万物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里,诗人表白说他不是不想立善,而是立善也没什么意义,人死之后什么都没了。这似乎过于消沉。只顾生前自在,不计身后毁誉,这种态度也是不能苛同的。但这实际上流露出诗人的苦衷:他想有所作为,可是生不逢时,运道不济,如今再也不可能有什么立善扬名的机会了。非不为,是不能。面对这种无情的客观现实,只有听其自然。诗人顺应自然的思想,准确地说当是:能立善则立善,不能立善则自乐,不必强求。能立善固然可喜,不能立善亦无所憾,无所不安。这就是中国历代文人一致认定的人生态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它融含了儒家积极有为,道家清静无为听天由命,佛教万事皆空的思想。因欲有所为,所以以努力始;因万事皆空,所以不强求结果。既尽力而为,又听天由命,这就是顺其自然的本质。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纵心任情,不管怎样都心情平静,自安自乐。陶渊明这种思想与后世文人天然相通,奠定并强化了中国文人处世心态的基调。
              
              回过头来再看释慧远、周续之、刘遗民之流的思想与行为,似乎超尘脱俗,其实是生死成败的情结未解,隐身而未隐心,即使遁迹空门,也未能弃绝尘念。遁入空门,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诡辩式的逃脱。如果真的万念俱灰,生死无虑,那么形体安在何处又有什么重要呢?不过是心理难以平衡,求得苟安的自慰而已。要不就是逃避,逃避世事也逃避心灵。更多的僧尼则是杂念纷纭的。崇信来生、寄望来生本身就是欲念未绝,心室不空。释慧远之流共期西方乐土,表面上看是远绝红尘,实质是今生欲望的变形与转移。这只可欺世,使人们疏忘了有生之年实实在在无论大小的作为,真真切切无论甘苦的感受。而这些作为、感受,才是人生的真正内容,是幸福的基础与源泉。至于隐者,倘若有机会立善,就不当隐;倘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不得不隐,那么息绝仕念,安于平淡生活就可以了,无需隐身于名山,远遁于密林。小隐于野,大隐于市,不计荣辱得失,哪里都是真隐;假如不能忘生死成败,哪里都是自欺欺人。有些隐者如伯夷、叔齐,藏在深山,那是为了避祸,为了不仕周朝,少惹麻烦。如果仅仅是跑到罕无人迹的地方,只得隐者之形,未得隐者之心。周续之号为十八贤之一,俨然当世高士,可释慧远、刘遗民死后,他就在庐山呆不住了,应江州刺史檀韶之邀去城北讲《礼》。陶渊明则是完全厌弃了官场的纷乱,厌弃了城市的嘈杂。如果隐者是“气节”的代名词的话,陶渊明不是隐者,他的隐只是一种主观基于客观而做出的人生选择。如果隐是指渗透生死成败、荣辱得失后所达到的一种平静的话,那么陶渊明是真正的隐者,率真任情,是顺其自然的恬达高士。但陶渊明显然更愿意是一个普通的能诗善文、雅意满怀、恬然自适的农人,而不在意隐者高人之虚名。这才是真正的陶渊明。
              
              《形影神三首》不唯是对释慧远之流形尽神不灭思想的不以为然,更是对佛家那种自欺欺人的人生态度的不屑,是对那些高士故作姿态、强求超脱的不鄙。陶渊明的观点也许不够玄深高雅,他的态度也许既不合佛道游离世情之外的虚无意境,又不合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昂奋精神,但那是他从实实在在的人生、真真切切的体验中得出的结论,又不加矫饰地表现出来,不掩饰其希望,不回避其落寞与失望,不欲人赞仰其不屈不挠的雄心与勇气,不图人崇羡其超绝尘世的孤心与远意。率真的陶渊明,比起粉饰、强求的周续之,不是潇洒得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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