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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宦世家

            作者:nacher来源:古代诗词网时间:2013-12-03阅读:

              在讲究门庭家世的东晋,吹嘘自己氏族传统的高贵是制造舆论、抬高身价的妙法,甚至可以藉此博取功名,所以夸宗耀祖一时成为风尚。陶渊明也未能免俗,在《命子》一中,他将家谱上续唐尧、虞舜,将西周司徒陶叔、汉右司马陶舍、丞相陶青都纳入本门。这种追溯远祖的做法在今天看来似乎十分可笑,但也不难理解,除了东晋高度重视家谱学的时尚影响,古往今来,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希望自己是出身高门,祖宗有德,因而倍增豪情与信心呢?尤其那些不甘平庸的人,总想为自己找到一些不凡的预兆、暗示及天命,不凡的先世就是对自己前程的一种预兆,一种暗示,一种因果轮回的天命。虽然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慰,可它对于促人上进,不甘沉沦无疑是有良好影响的,一个看重自己、有所追求的人,必然崇拜祖先,正如一个自尊自强的民族必然看重自己的历史与传统一样。无独有偶,屈原在《离骚》中也尽情地夸耀自己出身的不凡:“帝高阳之苗裔兮,联皇考曰伯庸。”热爱祖先,实际上是一种自珍自爱的表现。所以屈原、陶渊明都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特立独行于世。另外,《命子》一诗是陶渊明初得长子俨时所作,历数陶门功德,正是为了抒发自己救世济世、建功立业的理想,也是慨叹自己早生华发,一事无成,希望儿子将来成才,完成父志。
              
              夸宗耀祖既是一种自我激励也是一种自我安慰,是信心不足时的寻求补偿,是自怨自怜的变形表达。这亦如一个民族,在落后于其他民族时,只有以缅怀光荣历史来自励自慰,而蓬勃上进的人,是不会说“老子先前比你阔”的,陶渊明的述祖,既有不甘沉沦的一面,也有消极无奈的一面,他后来的无功而退,从洁身自好这点来说是值得赞赏的,从“灵台无计逃神矢”,放弃与命运的抗争这点来说则仅是值得同情和叹惜的。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后徙家庐江之浔阳。侃出身孤贫,以军功而达显贵,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陶侃泽被一方,家境也豪富一时,“滕妾数十,家僮千馀,珍奇宝货富于天府。”应当说,曾祖的政绩、政声与其家室的昌盛、显赫,都是让陶渊明追慕的,这是与他一生数次出仕互相关联、不可或缺的两种因由。
              
              陶侃亡故后,其子嗣或因罪被诛,或自残而殁,衰败相继,家境急剧沦落。陶渊明祖父陶茂虽也做了个不大不小的太守,但没有什么事迹流传下来,既然陶渊明说他是“直方二台”,以梗直方正闻名,必定在官场上混不圆转。陶渊明父亲陶逸,是否做过安城太守今尚存疑,陶渊明赞他为官不喜,去职不怒,似可看出陶逸更是不得志,不喜不怒与其说是天然心性,不如说是自我安慰、自我支撑的一种姿态。陶渊明对陶侃以上的先祖都具体提到职位,谈起他父亲时却非常空泛,估计是其父职位卑微,耻于言及。加之陶逸去世很早,到陶渊明一代,败落困窘之状可想而知。
              
              陶渊明无亲兄弟,只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振兴门庭,延续香火,扶老携幼的职责系于一身,这远比大济苍生的逸志要来得实在,要留得长久。陶渊明迟迟不仕与家事牵累不无关系,二十九岁后数番出仕,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在有所作为的同时能够养家糊口、重振门庭。
              
              陶门承陶侃爵位的嫡系子孙最初是其子夏,后经侄陶弘、弘子绰之,传至绰之子延寿。延寿曾随刘裕征讨后燕慕容超。延寿过浔阳祭祀陶氏宗祠时,陶渊明与其相会,作《赠长沙公》诗赋别,赞美陶延寿不辱门庭、无愧祖先的同时充分表露出他对长沙公的企羡以及自愧自怜。伤感第一代长沙公的威名与盛德在自己身上难以再现。
              
              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被都督六州诸军事并领江、荆、豫三州剌史庾亮保举为儒官“劝学从事”,又作为征西大将军的长史。孟嘉的妻子,是陶侃的第十个女儿。他的温雅平和,飘逸潇洒,对陶渊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除同父异母妹妹外,还有两个叔伯兄弟:仲德、敬远,都无所作为。综括地说,陶渊明出身于一度辉煌而急剧败落的官宦世家。他一面想要恢复先祖的光荣,一面又感到时运不济,力不从心,一面厌弃官场的纷乱芜杂,一面又忘怀不了曾经有过的繁华。所以他才在进退出隐之间有如此多的犹豫,如此多的反复。最后他终于不能从仕途上看到光明前景,这才决然离去,留下无穷感慨,无穷怅惘,而终于觅得了恬静心境,创造了另一种繁华,那种不会被时代淹没、不会随时光飞逝的繁华——文学上的卓绝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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