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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灾人祸自悠然

            作者:nacher来源:古代诗词网时间:2013-12-03阅读:

              义熙四年(408年),陶渊明四十四岁。这期间时局依然动乱不已,卢循义军继续与官军作战。刘裕坐镇京口,掌握北府重兵后,又入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实际上控制了东晋的军政大权,并怀着更大的野心四处征战。国无宁日,百姓噤若寒蝉。陶渊明的中对这一切没有反映,似乎超然物外,对国家兴亡、人民生死漠不关心,令论陶者颇为困惑,因为这不符中国文人的理想形象。其实,陶渊明不愿着笔于时局,也是可以理解的。一者,时局混乱,是非莫辨,诗人虽感到厌烦,哪里愿意去多看多想?诗人生性恬淡,不爱过问世事,隐居本就是为图个六根清静,更不会涉笔那些纷杂的世情。二者,诗人文名既为诸侯所知,又身卑位微,家乡在刘裕控制之下,如出言不慎将枉至杀身之祸。其三,诗人的家乡在卢循义军到来之前,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宁的。陶渊明的出生地是粟里(即今江西九江陶村西),后迁到北边的上京,属于山区。诗人在此耕田为生,不闻世外之事,反映到他笔下的便主要是田园生活。关心民生疾苦、抨击社会黑暗、反映人民心声、为人民鼓与呼的诗人,如杜甫,诚然让人尊敬,但这不等于说陶渊明就堪指斥。他此时不过是一个心怀雅意的普通农民而已。其四,陶渊明不是一个能干的农民,一家生计已足让他操心,闲情逸致并不多,无暇旁鹜,就其心情而言,也是空虚、郁闷的时候多,而这是诗人不愿正视更不愿为人道的,流诸笔下就是这种愁怀的强化,所以只是抓住一些欢愉的场景来寻求暂时的忘却排遣,或者在自我开释之后来表现那种闲淡的感受。至痛无言、至忧不语,写诗作文是在痛定忧平之后。诗人很少表现过强烈的失落与忧愤,因为那时他无心提笔,所以不能只看他诗文表面的平淡,看不到他心中生而灭、灭而生的烈火。他仕途奔波十余年,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状况何尝不痛心疾首?但至痛无言,他只是以躲进小园成一统来表达他的全部情绪,以桃花源的构想代替他的全部心愿。
              
              人祸在世间不断,天灾又飞降诗人一家,打破了陶渊明勉强维持的平静生活。这年夏天,在他笔下那么安宁静谧而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住宅,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虽然他努力以君子固穷的气节来安慰、鼓励自己,可严酷的现实仍然让他心中难以平静。他多么希望自己是出生在衣食无忧的东户子时代啊,在传说中那个远古社会里,道不拾遗,粮食多得吃不尽,余粮就放在地头。然而,衣食无忧作为农民最简单的心愿也是那么遥远,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一诗中,诗人表露了猝遇天灾后的心情与愿望:“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诗人不贪华堂丽府,甘居穷巷,可上天还要与他过不去,把几间草屋烧得一干二净,全家只好住在船上,诗人怎能不怨恨命运的不公?“迢迢新秋夕,亭亭日将圆,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中霄伫遥念,一盼周九天。”面对无情的现实,诗人想到了很多很多:“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回首前半生,他不认为自己的选择有什么值得悔憾,那怕落到如此地步,还以心坚胜玉石来自励。诚然,天灾是偶发事件,但诗人的困窘却是由他的心性、他的人生选择所决定的必然,悔憾毫无意义,惟有自励才能振作,而不被天灾击倒,更不被自己的悲愤、怀疑与悔恨击倒。“仰想东户时,馀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诗人虽然仰羡东户子时代,但并不停留于幻想,而是打起精神,重整田园。虽然这里有几许无奈和听天认命的成分,但诗人毕竟还是振作起来了。他没有什么伟大的志向、高远的目的,只是努力要活下去,这固然称不上高尚,不值得赞美,但“活着”本身不就是人生最根本的意义,“活下去”不就是最永恒的主题吗?影片《芙蓉镇》中秦书田入狱前对胡玉音说:
              
              “活下去,像狗一样活下去。”这是多么荡气回肠!在艰难岁月中,在天灾人祸前还能坚定地活下去,这不也是一种可歌可颂的精神吗?诗人像一个老农一样活下去,何损于诗人的诗名与文学地位?何必定要强加给他一个“固穷的志节、隐士的高风”,让他为这种高风亮节而活?
              
              东户子时代的传说见之《淮南子·缪称洲》。东户子即东户季子,传说中的古代帝王。“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典出《庄子·马蹄》:“共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丰衣足食是中国农民的基本心愿,好逸恶劳不是劣性,而是中国农民经年劳累却不能保证基本需求而必然产生的心理反应。东户氏时代和赫胥氏时代的根本特征不是不劳而获,而是劳而有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对过于操劳的幻想式的逆反,粮食多得堆在田头是缺粮少食的心理折射。陶渊明的愿望不仅反映了农民的愿望,也反映出农民的生活状况。如果不是饱受了农民的辛劳与磨难,他是不能暗合农民心理而表现出农民的理想的。这个理想,就是正在进一步成形的桃花源世界。
              
              遇火之后,经过诗人全家半年多的整治,陶渊明渐渐恢复了往昔的生活,依然平静,依然清贫。如第二年(409年)作的《和刘柴桑》一诗所言:“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刘柴桑即刘程之,字仲思,彭城人。雅号曰遗民。曾为柴桑县令,后辞官隐居庐山。由《和刘柴桑》中“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二句看,似是陶渊明失火后刘遗民曾相邀他去庐山隐居,而诗人“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婉言谢绝,并告诉他自己一切当好,住宅业已修整,又该开垦新田了。并表白了“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的淡泊心情。
              
              刘遗民隐居之处西林与上京不远,陶渊明有时去访刘,二人都是辞官归隐,有相投处。萧统《陶渊明传》载:“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庐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周续之投到高僧名下,隐得似乎彻底,刘遗民离群索居庐山,也算得上高士,只有陶渊明隐在家中,忙于农事,相形见俗,但陶渊明不着意求隐,不标榜其特立独行,如《饮酒》诗云:“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不离开亲朋故友,所以隐得真实,相反,周、刘则有沽名钓誉之嫌。渊明说:“百年之后,身、名都会化为乌有。”功名之想已绝,隐者的虚名更非所图,只要安居田园,“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随着岁月的推移,自己远离了世事,世事也就远离了自己。
              
              同年秋,陶渊明又作《酬刘柴桑》,由“新葵郁北牖,嘉辛养南畸”两句可见,诗人这年小有收成,于是打算出游,及时行乐:“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同否)?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劳逸结合,能吃苦,也善取乐,携妻儿出游,诗人的情趣,毕竟高于一般农人。
              
              及时行乐是中国文人心态的另一方面。一般的规律是:初涉世道时雄心勃勃,扬言要大济天下;几番挫折,锐气磨落后就鼓吹及时行乐;得志时想有所作为,失意时就放浪形骸。总的来说这两种心理是交织在文人心中的,只是各有占上风的时候。陶渊明的及时行乐是感于来日无多又别无所图,所以要好好感受人生,更多地体验生之意趣,这是人之常情,诗人之雅趣,无可厚非。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在其《己酉岁九月九日》一诗也流露出来:“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清气澄馀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一系列萧瑟凄凉的秋景,引发诗人心中的伤逝感慨:“万物相寻异,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人生劳苦,不知究竟何求,人终有一死,诗人深深焦急。生之困惑,死之困惑,都是人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结。千年以后的事不是人能知晓的,不如及时行乐。诗人找不到生死的答案,理不清悲秋的思绪,只有忘情于一杯浊酒,方始称心,自得其乐。
              
              义熙六年(410年),陶渊明一家由上京迁往南村。头年四月,刘裕即出兵北伐南燕,这年二月,刘裕攻下南燕都城广固,生擒燕主慕容超,南燕亡。当刘裕北伐南燕节节胜利的时候,卢循率十万农民起义军从广州向北推进,兵锋直指建康。三月,义军进攻豫章,江州刺史何无忌战死。义军进据浔阳。四月,刘裕匆忙赶回建康。五月,起义军在桑州(今江西九江市西)大败官军,刘毅狼狈逃走。七月,卢循攻建康不下,退守浔阳。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战火烧到了陶渊明的家乡,陶渊明的生活与其他百姓一样受到了影响。这年九月,诗人才下田收割早稻。战乱纷至,芸芸众生无论是官员百姓都难保旦夕祸福,诗人更加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更加珍惜与世无争、自食其力的田园生活。《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经营农事是为衣食自安,点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这比那些宣称躬耕是为了保守气节,实际却在观望时事、企待投机的隐者要真诚得多。“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来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诗人笔下反映出了农民的希望、喜悦,也反映出了诗人的疾苦。不是他们不觉得苦,只是没有办法摆脱。可见诗人并非甘于躬耕之苦,只是无可奈何。“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四体虽然劳累,但也许可以避免祸患,江州刺史何无忌不就横祸临头了么?与其无意义地死去,不如以苦为乐地活着。“盥濯息檐下,丰酒散襟颜。”收工之后洗洗手脚、喝点酒,也开心得很哪。“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值此乱世,能长此以往下去就不错了,哪里还会引以为叹?此时,诗人心中已生出隐忧,只怕这种虽苦仍安的生活也难以长久。而他的担忧,无论从时世来说,还是从自身条件、家庭境况来说,都不是多余的。
              
              诗人移居南村之后,位近浔阳城,不再是荒僻、人迹罕至的气象,交游也就多起来。这也是他移居的一个重要目的。如其《移居二首》,言:“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得夕。”不是南村宅地风水好,而是有心的朴素的人。如殷景仁、庞遵、颜延之等可以经常往来。诗人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隐士那么好静甘寂,而是常常苦于没有“邻曲时时来,抚言谈古昔”,没有知交与他“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南村是一个大村落,诗人与众多邻里打成一片,“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文人最怕的是寂寞。寂寞则生愁心,则生乱绪,陶渊明喜欢热闹、喜欢交游,免为这些无所寄放无以排遣的心绪所困。他诗人的气质、言谈又为邻里所喜爱。因此他们能如此投合、融洽相处,让诗人感到莫大的欢慰。
              
              诗人与当地官吏过往甚密。由《酬丁柴桑》一诗可见,他从这种交往中亦得到一丝乐趣。当然,这些官吏都不是昏官污吏。丁氏为柴桑令,从善如流,秉公办事,惠及一县,所以诗人才乐于和他往来,“放欢一遇,既醉还休”。
              
              殷景仁是诗人的好友之一。他先做晋安南府长史,居住浔阳,与诗人彼此相投,后任刘裕太尉参军,移家东下。诗人作《与殷晋安别》一诗送他,深深怀恋二人的交谊,忆起昔日一见相投、畅谈同游的情景:“游好非久长,一遏尽殷勤;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充满依依之情,同时也不无遗憾地说,彼此仕和隐的道路不同,分手势在必然:“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只言在兹春”。想到从此好友再难相见:“飘飘西南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诗人不由自伤:“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贫贱。”优秀的人才不会隐居,只有自己这样寡陋贫贱的人才沦落江湖。希望以后他有机会还来看望自己:“脱有经过便,念来有故人”。
              
              诗人在和友人的交谈、唱和中,常常探讨一些人生哲理。《五月旦作和戴主簿》是诗人对生和死主题的继续思考。“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表明生死乃自然之道。“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去无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过着清贫的生活,也有乐在其中,无论人生道路平坦或坎坷,只要纵心任情也就无所谓高下、贫贱了。幸福是一种感觉,没有客观的标准。纵心任情,自觉如意,这就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对现实诸事达到这种超脱的认识,又何必要升天成仙呢?
              
              世事对人生的影响,归根结底是通过人的心灵,通过主体精神转化为行为方式,其结果最后又归于人的心理积淀,即人的处世姿态与心情。陶渊明对生死、穷通、贫贱的认识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他能达到这种适于自己的认识,也就能够安然于自己的处境,以不变应万变的心境,在天灾人祸莫测、通达乖蹇难知的人生旅程中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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