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form id='6BVjy2'></form>
        <bdo id='6BVjy2'><sup id='6BVjy2'><div id='6BVjy2'><bdo id='6BVjy2'></bdo></div></sup></bdo>

          • 您所在的位置: > 古典文集 > 陶渊明传 > 正文

            不为五斗米折腰

            作者:nacher来源:古代诗词网时间:2013-12-03阅读:

              陶渊明的归心虽然日坚,但尚不足以使他付诸行动。归心有时只是宦海中人的一种情绪,如苏轼,虽然说“一夜归心满旧山”,却并不立即挂冠而去。人之心念多端,可不一定都会转化为实际行动。陶渊明四仕刘建威的告终,不是他的主动辞去,而是因为赏识他的刘建威告退了。由“诸侯以薄爱为德”一句看,刘建威也是赏识、敬重他的诸侯之一,能够为不谙官场之事的陶渊明遮风挡雨。刘建威一去,陶渊明也就呆不住了。所以此番退仕,客观原因仍是主要的。那么,陶渊明的五番出仕,不论其内心多么矛盾,都不足为奇。
              
              晋安帝义熙元年秋(405年),陶渊明出任彭泽令,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仕。他这次做官到辞官的过程,据萧统的《陶渊明传》所载是这样的:“??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辞职,赋《归去来》。”
              
              由萧《传》可见,陶渊明虽然不想再在官场混迹,但担心衣食不饱,所以想为归隐生活做好物质准备。因为陶渊明是颇有名气的文人,归隐在当时又被视为高尚,故此执事者愿意满足他的心愿,让他出任彭泽令,他由此得到上百亩公田,有差役代他耕种。彭泽离家又不远,陶渊明可以悠哉游哉等待“退休”。他还送了一个仆人帮儿子砍柴挑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说明陶渊明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文人。但他此时决不是一个有雄心有作为的官吏。较之苏东坡的在杭州治西湖,在徐州治水灾,在密州甚至收养了几十个弃婴,陶渊明似乎过于注重个人的出隐心情,进退道路,而很少做些哪怕微小但却实在的事情。公田悉令种秫,是为了用糯米作酒,经妻子力求才种些以饱腹用的粳稻谷。好酒若此,显然谈不上什么上进心了,只能为后代文人提供一段雅话而已。是数度沉浮,几番失望,使陶渊明消极沉沦,锐气磨落,只想常得醉于酒以足,此外就是心气愈加孤傲。年终督邮来县视察,陶渊明连束带以见的礼节也要人提醒,可见他人的不羁个性根本不适为官,他也只是为酒食无忧在县令一职上混混而已。既然他本不在乎这个职位,自然不愿束带去见一个小小的督邮。以他昔日为镇军参军、受诸侯惠爱的荣耀,如今为酒食屈就县令,要低下诗人高傲的头折腰向乡里小儿,心理上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所以只有解绶辞去,以维护自尊。欲有所为者是能屈能伸者,胸怀大志者可受跨下之辱,这是因为预想的成功可以尽洗前耻。陶渊明却再不会有什么前程,他的尊严再没有什么新的光荣来增添与补偿,因此只能小心维护,不让它受到损伤,破坏内心的安宁。“不为五斗米折腰”固然显出了诗人的气节,维护了诗人的形象,为后世不绝称颂,可这其中寓含的几多无奈,几许辛酸,又岂是一般人注意得到、体会得了的!
              
              《归去来兮辞》序中自叙辞官经过与原因是:“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仓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卒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耻。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辞》。乙巳岁十一月也。”
              
              在这节序言中,陶渊明坦率承认,他因为家里人口多,耕种不足以糊口养家,又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谋取生活所需,在亲友劝说下就想谋个小官做做。历代文人耻言“著书都为稻粱谋”,更耻于做官是为俸禄谋。其实“文以载道”是韩愈之类高官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说出的,做官也是在俸有保障的前提下才想要有所作为。完全不考虑个人生存只忧虑天下人的人不是没有,但只是少数,而且这类圣贤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原因,不可推偏及全。陶渊明的考虑及作法都是合情合理的,只是在强加圣贤、高士理想于他后才会替他的微不足道的衣食之忧而难堪。陶渊明的厌官主要是因为性情不适于做官,屈曲心性让他不愉快,并非是认定官场腐败、黑暗、怕污了自己的品行。他一度想做官还求之无门呢,是因诸侯见爱及叔叔陶夔提拔才得几次机会的。只是官越做越小,又要曲意逢迎,劳于公务,受口腹役使而生的羞渐这才占了上风。何时辞去他犹豫不决,县令一职有若鸡肋。正好这时妹妹去世,他又为要束带折腰见督邮而心理不平衡,所以借奔丧的客观动因促使自己下定了决心。几番出入,他再不会对为官抱任何希望、有任何兴趣了。《归去来兮辞》冷静分析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与心路历程,认识到自己不适为官和不愿为官的本性,否决了寄于仕途的一切考虑与幻想,择定了故乡田园作他永远的安居之所与精神家园。
              
              《归去来兮辞》是积半生之体会而发自深心的呼唤。“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荡,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归来吧,田园都快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去?那才是自己的安身之所啊!既然已经认识到心灵成了形体的奴隶,何必还耽留不返、惆怅独悲。诗人悟到十三年间五番入仕实在是误入歧途,今天的归返田园才是正确的选择。没有那样的经历也不会有此时的认识,现在返归还不算晚,归舟轻快,归心似箭。诗人的心已经累了,只想赶快回到安宁的家园。
              
              归心是很多人都有过的共同体验,尤其那些浪迹天涯的游子,以及那些奔走江湖、上下求索的文人志士。
              
              人之一生从挣脱母腹、挣开母亲怀抱起,就在不断远离生之本源,去探寻、求索许多若隐若现、美丽迷离的东西,从孤独走向孤独,不论其间有多少欢乐、繁华,都将被时间流水洗去,只剩下心灵的孤独与归返家园、叶落归根的一念。陶渊明此时已经四十一岁,跋涉得够久了。他需要真正的彻底的安宁,而不再是那些奇丽而虚幻的信念与梦想。他的归田,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归隐。那种不食周粟,不仕新朝,不与浊世同流合污以及避祸患于乱世的归隐,而更是人到中年后的归根,是踏遍万水千山、饱览沧桑之后的归返精神家园。归隐之士总还怀有再出的念头,尤其如唐朝终南山之隐士,以隐博名,以隐求仕。归根却是回到母腹回到母怀,静待重归于尘土。
              
              正因如此,诗人才卸去了所有负荷,心灵完全放松,神思飞向了家园。他畅想初归的情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侯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以盘桓。”稚子欢天喜地相迎,将要荒芜的家园因主人的归来而顿显生机。诗人自斟自饮,打量着久别的庭院,无限开心。住室虽窄,也可安居,只要知足,就能常乐。没有交游,每天独自在园中走走,自有趣在其中。拄着拐杖走走停停,悠闲自在,有时抬头看天,云朵无忧无虑地从山峦间飘起,鸟儿疲倦后飞家园。诗人也倦了,如今终得安宁,像闲云一样自然舒卷,真是松快无比。
              
              赋之第三节继续畅想今后的田园生活:“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诗人的心性与世俗格格不入,但这里诗人更认为是世道违背他的愿望。归因虽然不同,但息交官场的一切交游,重驾牛车下田耕作的决心同样是下定了。“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在与亲友的闲谈中感到温情的宽慰,在调琴观书中忘却心中的忧愁。除此以外还有农事、出游以为寄托:“农民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中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或忙于农事、或忘情山水,好一派逍遥自适的隐者情怀。“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树木逢春欣欣向荣,泉水涓涓长流不息,万物得时生机蓬勃,诗人却将老死,他无限感慨,而尤为珍惜这眼前的风物、这有限的人生,并从中悟到永恒的哲理,将主体精神融入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中,达到忘我的境界。唐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二句,得陶渊明赋中这四句的真意,既为自己身同沉舟病树、垂垂将老而悲,更为自然万物的永远欣欣向荣而喜,只有融我于自然,精神才能超脱肉体的约束,摆脱物质的羁缚,而在天地间获得永生。到了这番境界,“吾生将休”又何足道哉?
              
              诗人的心境在体验田园山水,感悟自然物理的过程中得以升华,弃绝尘世的意志也摆脱了最后一丝疑虑而进入了审美的境界:“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臣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成败与生死是困扰人类心灵的两大难题,尤其生死之忧一般人难以化解。陶渊明退隐归来,已经不计成败,如今忘情自然,又不在乎生死,所以才能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或趁良辰独游,或于农时劳作,或登高岗纵情呼啸,或临清流慢声吟诗。乐天知命,诗人不再有一丝疑虑,顺其自然,就这样走向生命的尽头。
              
              陶渊明的忘成败、忘生死是基于对生命本质和人生真谛的感悟,并非是屡遭挫折后的消极沮丧、悲观厌世。他是在认同天命,也就是人生的某种必然的前提下,不再有幻想,不再有大喜大悲大惊大忧,而从平凡的田园生活中,从农事、琴书、出游中一点点体验人生的乐趣。他是现实而有寄托的,不是在幻想失落之后倍觉空虚。平平淡淡,从从容容,但绝不是万念俱灰、心神已灭。看透一切,而后找到自己的位置,求得心与物的和谐,在丰富的体验中融我于物,做到物我两忘,这才是真正的隐者。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处境中应当有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作为。强求和普遍推行陶渊明的这种乐天知命的隐者心态,实在是对诗人的误解。
              
              《归去来兮辞》既是陶渊明终生不仕的宣言,也是他创作的又一高峰。这篇赋融叙事、摹景、抒情、悟理于一体,给人多层次的美的享受。他笔下的景物,菊花、孤松、无心出岫的云、倦飞知还的鸟,无不赋予了个人的品格与情操,成为富有灵气和人格的生动形象。该赋文字流畅优美、句式变换自然、音节和谐、感情真挚,是历代赋中不可多得的佳篇。北宋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此誉当不为过。
              
              人生逢极大转折,易生深思动至情,悟妙理出奇文。《归去来兮辞》产生于陶渊明两种人生的交接点,是诗人前半生全部情感体验和思想认识在内心激烈交锋而终于悟彻、风平浪静之际的产物。它标志着诗人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本文来源于古代诗词网(www.fthrust.com),转载请保留原文链接及注明出处:
              《不为五斗米折腰》 → /guwen/article_20956.html
              上一篇:三仕刘裕
              下一篇:归园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