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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中国最后的士大夫 他的人生远比小说精彩(3)

            作者:admin来源:古代诗词网时间:2015-05-10阅读:



                他极力在两岸三地之间保持平衡,他多次对《明报》记者李广荣等人说:“《明报》的立场,要以香港市民、大陆人、台湾人和华侨的利益为依归。”他身上的“大中国主义”情结,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血与火的洗礼、又在1949年后定居海外的人很难体会的,他们对国家统一的向往,对国家强大所寄予的期望,都是深入骨髓的。如果对他们早年人生的动荡和飘零海外的处境缺乏深入的理解,我们很难准确把握他们的这一心思。

                早在1960年初,中国将与缅甸就边界问题展开谈判,他在1月29日的社评《向中共提一个意见》说,“划定边界乃千年大业,不要为了迁就一时的外交策略而对缅甸过分让步。是否侵略,日久自明。属于中国的疆土却一寸也不能退让。”中国与印度、越南发生战争,他都是站在中国一边,肯定、欣赏北京的方略进退,并不断发表预测性的评论。1962年10月,中国与印度边境发生武装冲突,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对印度领土进行“不顾原则的挑战”,是“猛烈的侵略性行动”,10月23日,他在《明报》发表《美国声明是非颠倒》社评,予以驳斥。

                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钓鱼岛事件中,他麾下的《明报》和《明报月刊》都是劲旅。他的大中国立场极为清楚,《中国应即派兵上钓鱼岛》(1972年5月7日)等一系列社评传递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1971年4月13日,他在社评《保卫主权·不可节外生枝》说:“参加保卫钓鱼台,不必附有任何条件,不必身家清白,政治思想纯正,阶级出身良好,不必一定品行端正,动机正确……任何条件的附加,都会引起争执,削弱了力量。”对于这个立场他一直很自豪。

                中、苏交恶,他一直称颂毛泽东和中国的立场。他在1969年3月5日的社评《这次要赞一赞中共》说,“中共以强硬态度对付这北方之熊,那是好汉子的行径。”1976年9月10日,他在《毛泽东去世》社评中说:“他对于中国国家人民的功过,则依各人的政治立场,而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但有一件大功劳,全国人民都必须承认,那是他领导中国,坚强不屈的抗御苏联对中国的侵犯。自从开始对苏联斗争以来,他这坚决反苏的立场始终没有丝毫动摇。”

                他一直主张两岸统一,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1964年1月23日法国与北京建交,到2月11日半个月中并没有与台北断交,他在1月29、30、31日接连发表《法国正式搞“两个中国”》、《法国“阳谋”,天下共见》、《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社评。

                即使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明报》社评猛烈抨击“跋扈”的林彪、“算老几”的江青之时,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肯定、赞美和同情,只是当年幼稚的香港“左派”把他当成了对立面。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反对“文革”时期搞的那一套。“任何主义的本意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有诚意的,只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渗入了杂质而已”。他多次说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可以公平竞争,谁把人民的生活弄好,就好。

                1981年7月,他应邀访问大陆,享受国宾式的“最好待遇”,细读他返港后发表的谈话,会感到他对邓小平和大陆政权有一种绝非客套而是由衷的认同与回归感,他坦称对邓“一直很仰慕”、“一直很钦佩邓小平的风骨”,这都是真心话。有人评论:

                数十年来,读他的报章,或有一种举头望月的感觉,其阴晴圆缺,视节令而定,初一十五,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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